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原文及翻譯

(考試要求版本)

【資料圖】

生于憂患，死于安樂

舜在田間被任用，傅說在泥瓦匠中被選拔，膠鬲在販賣魚鹽的商人中被選拔，管夷吾從獄官手里釋放出來并得到任用，孫叔敖從隱居的海邊被選拔，百里奚從集市里被選拔。

所以上天要降下重大使命在這樣的人身上，一定先使他的內(nèi)心痛苦，使他的筋骨勞累，使他經(jīng)受饑餓，使他受到貧困，使他做事不順利。通過這樣的方式使他的心驚動，使他的.性格堅強起來，增加他所沒有的才能。

人常常犯錯誤，這樣之后才能改正。內(nèi)心被困擾，思慮被堵塞，然后有所作為。憔悴枯槁表現(xiàn)在臉色上，吟詠嘆息之氣發(fā)于聲音，然后人們才了解他。在國內(nèi)如果沒有守法度的大臣或輔佐君主的賢士，在國外如果沒有敵對的國家或禍患，國家常常滅亡。

這樣之后才明白，在憂患中得以生存發(fā)展，而在安逸享樂中則會萎靡死亡。

孟子曰：“故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為，所以動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”《孟子·告子下》

版本1：

作者簡介

孟子(約前372-前289)，名軻，字子輿，山東省鄒人。戰(zhàn)國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。是儒家學(xué)說的繼承和發(fā)揚者，有“亞圣”之稱。受業(yè)于孔子之孫孔伋的再傳弟子，是孔子之后戰(zhàn)國中期儒家學(xué)派最有權(quán)威的代表人物。他和孔子的學(xué)術(shù)成就幾乎同高，人們將他們合稱為“孔孟”。他曾游梁，說惠王，不能用;乃見齊宣王，為客卿。宣王對他很客氣，可是也始終不用。于是孟子歸而述孔子之意，教授弟子。孟子死后，門人萬章、公孫丑等記其言行，為《孟子》七篇。

孟子師承子思(一說是師承自子思的學(xué)生)，繼承并發(fā)揚了孔子的思想，成為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師，與孔子并稱為“孔孟”。孟子曾仿效孔子，帶領(lǐng)門徒游說各國。但是不被當時各國所接受，退隱與弟子一起著述。有《孟子》七篇傳世，篇目為：《梁惠王》上、下;《公孫丑》上、下;《滕文公》上、下;《離婁》;《萬章》上、下;《告子》上、下;《盡心》上、下。其學(xué)說出發(fā)點為性善論，提出“仁政”、“王道”，主張德治。南宋時朱熹將《孟子》與《論語》、《大學(xué)》、《中庸》合在一起稱“四書”。從此直到清末，“四書”一直是科舉必考內(nèi)容。孟子的文章說理暢達，發(fā)揮詳盡氣勢充沛并長于論辯。

孟子遠祖是魯國貴族孟孫氏，后家道衰微，從魯國遷居鄒國。據(jù)說，孟子三歲喪父，孟母艱辛地將他撫養(yǎng)成人，孟母管束甚嚴，其“孟母三遷”、“斷機教子”等故事，成為千古美談，是后世母教之典范。

《孟子》是儒家經(jīng)典之一。《孟子》的思想核心是“仁”、“義”，提倡“仁政”，是孔子思想的發(fā)展。其散文氣勢充沛，感情強烈，富于鼓動性;善于運用譬喻來陳說事理，辯論是非，既能引起人們的注意，又增強了說服力。《魚我所欲也》一文就較好地體現(xiàn)了這些特點。

本文是孟子的一段游說之辭。一般為后人所接受的解釋為，原文中先列舉舜、傅說、膠鬲、管仲、孫叔敖、百里奚六人出身下層，然后說“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……”，令人很容易想到意志的磨練方面，最后一句尤其令人想到逆境中發(fā)憤圖強的濃厚悲劇意識。

孟子是儒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，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很高。自中唐的韓愈著《原道》，把孟子列為先秦儒家中唯一繼承孔子“道統(tǒng)”的人物開始，出現(xiàn)了一個孟子的“升格運動”，孟子其人其書的地位逐漸上升。宋神宗熙寧四年(1071年)，《孟子》一書首次被列入科舉考試科目之中。元豐六年(1083年)，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為“鄒國公”，翌年被批準配享孔廟。以后《孟子》一書升格為儒家經(jīng)典，南宋朱熹又把《孟子》與《論語》、《大學(xué)》、《中庸》合為“四書”，其實際地位更在“五經(jīng)”之上。元朝至順元年(1330)，孟子被加封為“亞圣公”，以后就稱為“亞圣”，地位僅次于孔子。明朝朱元璋輯有《孟子節(jié)文》，刪掉《孟子》里的章句，如“民為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”、“殘賊之人謂之一夫，聞?wù)D一夫紂矣，未聞弒君也”等。

【鑒賞】

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是出自孟子的一句名言。原文是這樣的:“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為，所以動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……然后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。”(《孟子·告子下》)

這是說一個人要成就大事，一定要經(jīng)歷許多艱難困苦的磨煉，只有經(jīng)歷艱難困苦，經(jīng)風(fēng)雨，見世面，才能鍛煉意志，增長才干，擔當大任。安逸享樂，在溫室里成長，則不能養(yǎng)成克服困難，擺脫逆境的能力，會在困難面前束手無策，遇挫折、逆境則消沉絕望，往往導(dǎo)致滅亡。所以他得出結(jié)論:“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”。

宋儒張載在其名篇《西銘》中也說:“富貴福澤，將厚吾之生也;貧賤憂戚，庸玉汝于成也。”

富貴福澤可以使我們生活得更好，這是人所共知的常識，也是人們追求的愿望。貧賤憂戚，則是人們所不愿接受的。但張載卻說貧賤憂戚，“庸玉汝于成也”，是幫助你取得成功的機會。人們都希望一帆風(fēng)順，萬事如意，孟子卻說 “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”;人們不愿貧賤憂戚，張載卻說這是“玉汝于成”，幫助你成功。二者思想是一致的，包含著深刻哲理，體現(xiàn)了中國人的人生智慧。它告訴我們一個真理:人生不是康莊大道，總是會遇到種種艱難曲折，要在不斷經(jīng)歷失敗和挫折，不斷克服困難的奮斗中前進。正是這樣的人生智慧，指引人們把困難和逆境看作激勵自己奮進的動力，自覺地在困難和逆境中磨煉自己，愈挫愈奮，不屈不撓地去爭取勝利，養(yǎng)成了中華民族不畏艱險，自強不息的精神。一部中國歷史，處處滲透著這種精神。司馬遷在蒙受宮刑的奇恥大辱的情況下，發(fā)奮著述，完成了不朽巨著《史記》。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《報任安書》中，曾列舉了許多先賢在逆境中奮起的事例，如周文王被拘禁，推演了《周易》;孔子受困厄，作了《春秋》;屈原遭放逐，寫了《離騷》;左丘明雙目失明，著了《國語》;孫子受了臏腳之刑，修了《兵法》，等等。他說，所有這一切，都是先賢在困厄中發(fā)奮作出的業(yè)績。司馬遷正是以此激勵自己，繼承這種精神，完成了撰寫《史記》的偉業(yè)。

牢記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真理，提倡自覺磨煉的精神，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;只有自覺經(jīng)受艱難困苦的磨煉，才能擔當起迎接偉大民族復(fù)興的重任。